（一）

1928年5月。

西安西华门军事裁判处大牢。

冰冷的石墙上开着一扇小窗户，但5月的阳光却难以透射进来。

牢里实在沉闷得厉害，到处都是腐臭发霉的味道。一个穿着囚服、戴着近视眼镜、身材娇弱的女子躺在大牢的一角，她全身蜷缩在一起，手脚上戴着沉重的镣铐。她几度昏迷，已难以辨认这监狱里的白天和黑夜。

一墙之隔便是刑讯室，皮鞭声、惨叫声不断传来。这个女子知道，下一个或是下下一个就又会轮到她了，但她坚定一个信念:休想从我口里得到任何消息！

“徐九龄，到你了！”

果然，不久，一个拿着警棍的狱卒便打开了门，将她带到了刑讯室。那个上次审讯她的男人依旧站在那里，嘴里叼着烟，一脸坏笑。

“怎么样？想好了没有，徐小姐。如果你说出平时把文件都送给了哪些人，就能免受皮肉之苦，还可以到外面享受阳光。”

徐九龄瞥了他一眼，淡淡地说：“我没有什么好说的，不想和你们再费口舌……你们刑讯逼供，和地痞流氓有什么两样。”

“臭娘们，还地痞流氓。那就让你尝尝地痞流氓的厉害！”男人说着，就揪着徐九龄的头发，将她拖到一个铁架子上去，反绑双手，然后用浸着辣椒水的鞭子狠狠朝她脸上抽去。她的眼镜被打碎了，脸上瞬间流下了滴滴鲜血。

“你说不说，不说，再抽！”男人大声吼道。

徐九龄遗像

徐九龄忍着肉体仿佛要被撕离的痛苦，抬起头，一双眼睛充满了仇恨，但那眼神又是无比的坚定。她知道，牢狱外同志们的安全，值得自己去用生命守护。

密集的鞭子落在她的脸上、身上，一下又一下，皮肤在绽开，骨头在碎裂，意识逐渐模糊，徐九龄昏死了过去……

这一年，她刚刚21岁！

（二）

在朦朦胧胧中，徐九龄梦到自己又回到了从前。

徐九龄是临潼县康桥村（今阎良区康桥村）人，自幼随父母居住在三原县。1924年毕业于三原县立小学，考入陕西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。她告别了父母，来到西安城内梁府街（今青年路）陕西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（1933年女师迁至后宰门今西安市第八十九中学院内）读书，受进步思想的影响，开始参加革命活动，很快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，并任该校团支部书记。在大革命的年代里，天空格外的蓝，她们这些女孩的思想也如同校服的裙摆一样开始舞动。1926年，她正式成为一名中共党员。年轻的生命仿佛在那一刻起被重新铸造，沸腾的血液使她从那时起便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女孩，因为她有了信念，肩负着使命。

陕西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礼堂旧照

刘镇华围困西安期间，徐九龄组织学生宣传队，鼓励军民协力抗敌。之后又受党组织派遣，到三原县从事“驱刘”宣传工作，以支援西安守城军民。她积极协助三原当地党团特别支部积极发展党团员，组织农民协会、妇女协会等革命组织。

1927年1月，国民党陕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西安召开，徐九龄作为三原县代表参加此次大会。会上，她踊跃发言，积极倡导妇女解放、男女平等，遂被选为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妇女部长。

那时的天气格外寒冷，她的双脚冻得生疼，脸上也被冷风刮得裂了皮，但她笑容依然挂在脸上，即使笑得被大家称为傻姑娘也满不在乎。那时，国共两党还维持着难得的和平。

会后不久，根据中共党组织指示，徐九龄到泾阳县林桂巷女子高级小学任教，担任该校共青团支部书记。她结合课堂教学，对学生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教育，带领学生出墙报、画漫画、教唱《国际歌》《国民革命歌》等革命歌曲，在县城内推销《向导》《中国青年》等进步刊物。在此期间，徐九龄发展了一批共青团员，并协助成立了泾阳农民协会和妇女协会。

（三）

1927年夏秋间，革命形势急剧恶化，国民党反动派大肆逮捕杀害共产党人。徐九龄被迫离开泾阳，经党组织指派到渭南县立中学任教，成为一名国文老师。她与女同事方鉴昭一起开办农民夜校，发动农民、学生开展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。徐九龄常常步履较快，办事干脆利落，常能推陈出新，带来新的思想和方法，方鉴昭常说徐九龄是乘风而来，大家快意而去。在革命斗争中，她认识了未来的丈夫亢心栽。那时，亢心栽是陕西农民协会的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部长，转入泾阳、三原、渭南一带乡村，组织和领导农民开展抗租、抗粮斗争。

亢心栽像

“徐老师，亢先生又在校门口等你呢。”站在枫叶树下的穿着红色裙子的方鉴昭对走来的徐九龄说。

“鉴昭，你小声点！”她对方鉴昭挤了挤眼睛。

“徐老师。你赶紧去吧，可别让人家等着急了呀！”方鉴昭说着就向宿舍走去。

“九龄，你终于出来了！”一个身着白衣的年轻男子笑着对她说道。他就是亢心栽，当时是她的恋人，后来成为杨虎城的秘书。

“九龄，晚上有时间吗？我们一起去吃个饭吧。”亢心栽对着她温柔地说道。

她望着对着自己一脸柔意的男人，刚想遂了自己的心意，说一句“好”，但话到嘴头，却又改成了这句：“对不起，心栽，等会我还要与鉴昭一起去农民夜校讲课呢。”

“好吧，那你去吧。如果有什么事，一定要告知我。”亢心栽知道，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已经叛变了革命。

望着亢心栽离开的背影，徐九龄只能在心里说声对不起，因为她的任务和使命很难让她去选择儿女情长。

1927年11月，徐九龄被调回西安，在中共陕西省委秘书处工作，与秘书处的方鉴昭、任醴、李嘉谟、校明济等分别负责油印、保管、分发文件等工作。她不避风险，经常化装出门，把省委的指示传达给各级党组织，把党的文件一一分送到同志们手中。

（三）

1928年4月22日夜晚，国民党反动军警包围了西安莲寿坊8号的中共陕西省委秘书处，抢走了重要文件，逮捕了方鉴昭、李嘉谟等同志。

当时，徐九龄趁着夜色送完报纸，正准备回到省委秘书处，突然前面出现一片嘈杂的声响。

“徐老师，救我！”

“谁？”

“徐老师，是我啊，小齐。”这个自称小齐的女孩一边向后看一边气喘吁吁地回答道。

“怎么了，小齐，发生什么事了？”小齐是她从学校里亲自发展的党员，比自己小两岁，一般都在省委秘书处协助其他工作人员，很少跑到外面来。

“徐老师，秘书处出了叛徒，方老师和其他几个同志都被抓了！”

“什么？”徐九龄大吃一惊。“那文件呢，文件有没有被销毁？”

“文件大部分都被烧毁了，我是在李大哥的掩护下才逃了出来。”

“不许跑，再跑就开枪了。”昏暗的夜色下一批持枪的人马由远及近，徐九龄的心一下子就被提了起来。

“徐老师，我已经被他们发现了，怎么办？”徐九龄看着小齐那单纯却完全信任她的眼神，她瞬间做出决定：“快，脱下外套，快……”

徐九龄穿上小齐的衣服，却将小齐藏在土墙边的杂草堆里。就这样，她被捕了……

（四）

“哗”，一桶凉水浇在了徐九龄的脸上，她被惊醒了，难以言传的疼痛使她咬紧牙关。徐九龄与方鉴昭、任醴、李嘉谟、校明济等五位同志在狱中受尽严刑拷打，始终坚贞不屈，不为敌人的威逼利诱所动。

国民党匪徒没能撬开他们的嘴巴，决定将他们活埋在西安红庙坡的一口废井里。

6月17日晚上，在被押往刑场途中，徐九龄等怒斥匪徒，大义凛然、视死如归。她问身旁的李嘉谟：“李大哥，你后悔过吗？”

“后悔什么？只可惜以后不能为革命事业再做工作了。”李嘉谟望着前方平静地说道。

徐九龄钦佩的就是李嘉谟的这一点:遇事总能保持一种平静而坚忍的心态。她还记得李嘉谟最常说的一句话：“革命就需要吃苦，要有铁的精神，才能负得起革命重任。”

“鉴昭？”到了刑场，徐九龄回头轻声叫道。

“嗯。”那个以前喜欢微笑着的红裙女孩，如鲜花一般的娇艳美丽。然而此时已面无血色，再也看不到当初的模样。

“怕不怕？”

“不怕……”两人相视一笑，就如同回到了在渭南省立中学的样子。经常站在枫叶树下，经常讨论问题；在花儿一样的年纪，为了心中的理想奋斗。

徐九龄与方鉴昭、李嘉谟等九名共产党人最终被埋在西安红庙坡的黄土之下，与大地同眠。但是，活埋只是肉体的结束，绝不是信仰的灭绝。一人死，万人活。她的死去，终将还会有无数的“徐九龄”乘风而去、破浪归来。

上世纪50年代西安各界群众悼念徐九龄等九烈士

1952年12月，徐九龄等九烈士的遗骨被安葬在西安烈士陵园，每年受到人们的祭奠和追思。

（文：西安文理学院历史系1801张菁，指导教师：张天社）